一，特朗普为何策动对华贸易制裁？

美国政府和业界认为，当下中美关系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中美“地位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即由中国对美的“技术依赖”转变为中国“科技与产业兴起”。二是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即中国由“韬光养晦”转变为在”地缘经济利益和军事科技兴起”两方面挑战美国（见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

相应，美国对自身值得关注的“国家经济利益”进行了调整。1992年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尼克松和平与自由研究中心和兰德公司发起成立的“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民间机构），专门研究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家利益。1996年，该委员会完成了题为《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研究报告（简称“96报告”）。时任美国全国情报委员会（官方机构）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称此报告是“美国20世纪最为重要的一份研究报告”。

该报告认为，美国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是防止贸易、金融、能源和环境等全球体系出现灾难性的解体；极端重要的经济利益是鼓励有关国家接受国际法制和机制，推动各种争端（包括经济争端）的和平解决；重要的经济利益是以较低代价防止和结束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缘地区发生的各类冲突（包括经济冲突）；第四层次的经济利益是平衡双边贸易赤字。

显然，“96报告”将“平衡双边贸易赤字”视为最低级别的“国家经济利益”。但到了当下，一方面，特朗普是“商人总统”，必然视“商业利益为尊”，同时竞选时对选民有“平衡双边贸易赤字”的承诺，而下一次竞选又一天天临近。另一方面，若干年来美国对华已成了“多年份的逆差国”，美国两党和业界都有要求“顺差国调整”的呼声。几个因素叠加，特朗普必然顺其自然地将“平衡双边贸易赤字”提高到了美国“极端重要的国家经济利益”的级别。

根据“96报告”，对“极端重要的国家经济利益”，美国将“努力捍卫之”。由此，特朗普策动对中国的贸易制裁，那就不为怪了，且这场制裁很难短期内偃旗息鼓。

二，美国对我贸易制裁将伤我如何？

由已有资料看，美国重点制裁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新产品，意图已十分明显。进一步看，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调结构、转动力”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决心和势头。正如中国外交发言人华春莹所言，“联想到美方威胁要对‘中国制造强国’中涉及的诸多行业征收高额进口税，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

一个佐证材料是，彭博社28日报道称，美国真正担忧的是中国的“制造强国”计划将使中国成为未来高科技产业的全球领导者。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当天更是直言，“301条款”无疑将直指中国的“制造强国”计划。

另一个佐证材料是，在“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的说辞背后，是美国对“能否保有”全球技术霸主地位的“焦虑”。同样是彭博社28日报道，在对钢铁等产业征收高额关税后，特朗普正考虑限制中国主导本世纪的10个战略性产业。相关政策将在晚些时间公布，涉及中国“制造强国”计划中高端机械、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和生物技术等行业的发展。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本月曾对参院委员会表示：“如果中国主导了这些产业，那将对美国非常不利。”无疑，美国已将中国当做战略竞争对手，实施目前的贸易制裁标志美国对中国新兴产业崛起的“战略性狙击”。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言之，美国关税商品清单瞄准的中国商品将“重点关照”“制造强国”计划重点推进的产业。他认为：“中国公布了‘制造强国’计划，相当于向其他国家宣布：我们将主导未来所有的新兴行业。”

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的同时，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也有所响应。他们共同担心的是“尽管在大多数新兴行业，中国仍处在技术追赶阶段，但中国的R&D和技术转化已成为不少领域的全球性力量”。正如美国财政部前中国事务专家戴维•洛文杰（David Loevinge）所言，“制造强国计划是中国为在某些行业超越美国所做努力的一部分。随着中国向价值链上方移动，中国经济对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来说，补充性更弱了，竞争性更强了。”

三，中国应有之策：坚定不移地落实“调结构、转动力”的经济发展思路

“调结构、转动力”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制造强国”是“调结构、转动力”的可行模板和路线图，故中国应进一步采取措施，坚定不移地推动“制造强国”计划的前行。

制造强国我们有至少十年期的行动纲领。该计划在2015年颁布，包括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等多个重点领域。而这十大领域，几乎全被美国的301调查所覆盖。这恰恰佐证了我们实施“制造强国”的正确性。正如香港牛津经济研究所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所言，“这关乎着中国的未来。”

当然，在坚定不移地推动“制造强国”计划前行的同时，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新兴产业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提升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的开放水平，提升“制造强国”与全球新兴制造业的对接水平，以期以更快的步伐“调结构、转动力”，进而真正走上“创新引领发展、先进制造强国”的高质量经济发展之路。

（作者：雷家骕，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市高教名师、清华大学中国企业成长与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